戴翔 缪燕妮：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机理探析

[摘 要]实行高水平开放，是新的历史阶段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重大调整和转型方向。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样是新阶段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所在。需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扩大开放范围，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抓手拓展开放领域，以制度型开放为主要内容不断深化开放层次，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统筹安全与开放。

[关键词]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实现路径

自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新需求，对开放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并指明转型方向。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机理逻辑是什么？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实施路径有哪些？对此本文力图做出探讨。

一、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

明确高水平开放历史演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需要研究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

（一）传统开放模式的特征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渐进式开放。一路从“摸着石头过河”走来，以实践成效逐步明确开放战略实施要求，贴合国内产业经济发展规律，促进对外开放不断向广处延伸、深处拓展，逐步形成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双向开放模式。从沿海到沿边、沿江并延伸至内地的“点、线、面”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成型。

传统开放模式的形成对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拓宽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开放的市场化操作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互促进，产生了“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显著效应。为适应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需要，国内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统一公平的市场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突破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了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快了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市场化，有力推动了整体改革进展，全面推动了国内体制的改革进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高质量发展下传统开放模式的局限

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我国主要依托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产业链中处于从属性和依附性地位，虽然规模庞大但缺乏主导与控制能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求不匹配。传统的开放模式对于外部经济和全球产业链的依赖性，对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形成极大的潜在性风险。

开放使得我国能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获取分工和贸易利益，但仍需打破价值链分工和开放利益的低端锁定，以更高的开放效益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传统开放模式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依然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于产业发展升级尚未把握主动权，突出表现为贸易和投资双重锁定效应：一是过多的低附加值和高资源消耗产业，阻碍了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二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化配置资源过程中，加大了对中国比较优势的挖掘，进一步固化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加剧了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问题。

开放配合国内发展改革节奏实现渐进式发展，但仍面临开放结构的阶段性和开放格局的失衡性等问题，与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尚有差距。渐进式的贸易开放格局形成了东部地区开放速度和水平大幅领先、内陆沿边地区明显滞后的发展现状，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工组装行业助推“世界工厂”的形成，但配套工业基础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当前中国服务业开放不足，是导致金融、电信、物流、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领域缺乏创新和竞争能力，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原因（戴翔、张二震，2019）。传统开放模式带来的发展阶段瓶颈和发展格局失衡问题，成为新时期突破逐渐趋缓的发展步调、长久稳健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未决之问。

（三）高水平开放的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高速运行，在时代背景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高水平开放理论应运而生。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和开放进入新的调整期，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开放成为基本发展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应该说，上述战略定位，是理解高水平开放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的逻辑起点。

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高端服务配套产业及要素流通开放、制度高效供给分配提供了更多的发展选择，基于深度开放格局进一步衍生出的高水平开放经济体制的要求，能够在支持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有力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合作，妥善利用国内需求和市场规模优势，培育中国全球价值链“链主”地位，弥合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存在的差距。一方面，高水平开放切实将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开放层面的卓越成果发扬光大，以规模优势和区域协同扩大开放成果的覆盖面。另一方面，高水平开放要切中肯綮，对影响开放水平发展提升的要素进行大力整改，实现开放水平质的提升，推进中国开放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不断开拓高水平开放的新方位、新领域、新层次。

高水平开放需要结交更多的合作伙伴，形成更大的开放规模。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瞩目成果，有赖于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际经济合作，而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更加不能脱离全球价值链。高水平开放，需要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国际贸易合作竞争规则的制定，要以开放合作的姿态，推进南南合作，顺应产业生产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改变原有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由发达国家主导、开放和发展成果多数流向发达经济体的现状，加强与经济贸易伙伴的合作互联，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高水平开放代表产业开放结构的协调和国家贸易投资质量的提升。更高水平开放推进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吸收服务要素投资，以完善制造业的产业配套，实现更加协调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开放。这对服务业领域的深度开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在加强产业关联的同时，提升服务业本身的产业实力，培植强有力的现代服务业，使其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产业开放布局更加合理所产生的联动效应，也将提升举国范围内的贸易投资质量，更好地构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

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面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以“边境”开放为主要特征和举措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基本能够适应跨国生产配置对低成本生产要素追逐的需要。但是，当前全球价值链梯度转移的环节和阶段不断向中高端延伸和拓展，全球创新链在深度演进，对国内经济规则等制度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跳出“边境”开放为主导的藩篱，必须重视制度建设，打造自由竞争的营商环境，为深度介入全球价值链、创新链奠定制度设定和软硬件配备基础。高水平开放意味着在原有的开放路径之外开辟新的路径，实现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通过国内国际的市场和资源，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体制。

二、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

推行高水平开放，需要以开放创新融合增添创新发展新动能，以东西双向互济促进协调发展新格局，以绿色开放理念引领绿色发展新模式，以开放发展新理念推动开放发展模式转型，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保障共享发展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抓手。

（一）高水平开放增添创新发展新动能

高水平开放能够实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加快国内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融合并相互促进，激活并打通国内大循环的产业创新升级，从而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增添创新发展新动能的实践更加需要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开放推行的更大范围开放，一方面，要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国际合作，实现全球价值链拓展延伸，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成为“链主”，切实“固链”“强链”，从而解决产业中低端领域拥挤、产能过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各产业链的核心技术领域和高端生产环节的发展空间，实现创新引领发展；另一方面，基于国内视角，则要更多地落在推进全域深度开放，推进中西部地区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并畅通区域间产业转移，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要素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资源富集类地区转移，通过引致高技术类型人才和区域间技术溢出效应，实现内陆开放和产业升级。相应地，发达地区也能够集中发展力量，通过试点先行开放政策，集中地区资源和人力资本展开关键技术攻关及高科技产业技术革新，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带头作用。

更宽领域的开放，则将视野从已有的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全部工业门类，拓展至先进制造业及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更加专注地做好产业层面技术升级的相关配套，推进制造业从全门类出发，切实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实现高精尖特色化提升和创新发展。更高水平发展服务业，通过承接服务业外商投资带来的技术转移与知识外溢，盘活国内服务业固有资源，推进服务型产业贸易投资与国际标准接轨，强化文化创新资源优势，实现以培育第三产业成为国民支柱产业为目标的创新化发展（迟福林，2021）。

更高层次的开放，意味着从“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延伸，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更加重视建立健全管理和规制境内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以及规则体系。提高开放层次，能够从制度层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为国内产业创新升级创造自由开放的产业孵化环境。规则制度型开放体系的建立，也能够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优化创新创业所需要的资源禀赋，解放传统开放模式下受到压缩的资源配比和空间分配，显著提高科研成果向创新生产力转化的产业化能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有重点地推进创新产业发展。

（二）高水平开放促进协调发展新格局

协调作为发展是否可持续的重要考量标准，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体现在区域协调、产业协调、城乡及收入协调等各层面，表现为经济体系运行的内部平衡性。相对于传统开放模式，高水平开放更加注重打通区域间及各生产部门间的市场体制及制度规则壁垒，能够使资源在各部门和各地区间得到合理配置，畅通区域间资源流、产品流、信息流、技术流，进一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区域间产业结构协同共生的演变规律，产业形态不断向高级化演进攀升，逐步展现出趋向于多元化、合理化与高级化的产业结构特征（任保平、李梦欣，2021）。高水平开放能够针对原有的贸易投资所引致的城乡发展及要素收入差距问题，逐步将开放扩大至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实施层面，以国际化资源和制度要求为农业现代化赋能，密切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为支撑保障的作用，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行高水平开放能够推进较为滞后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国际生产、技术、人才要素集聚，密切国内国际资源分配交流，提升各行业就业层次和质量，实现要素收入协调。

促进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实践更加需要高水平开放。从过去注重沿海、沿江、沿边的对外开放转向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全境对外开放，建立东西双向互济机制，通过加强区域产业能力结构匹配、完善产业转移补偿、有效合作利益协商，更好吸收制度创新红利（杨丽花、王跃生，2020）。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能够优化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更加均衡的高质量发展。更大范围开放，作为新时期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能够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合理分配。不同于此前的试点渐进式开放，更大范围开放能够使得开放范围扩大至更多的内陆及欠发达地区，强化区域间、产业间、城乡间、要素间的发展理念沟通和资源分配协调，进一步降低各方行为主体之间的认知偏差以及利益诉求冲突导致的贸易投资壁垒和交易成本，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国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及协调均衡发展。

更宽领域开放着重解决传统发展模式遗留的供给侧产业结构单一、产能过剩等问题，通过产业层面的技术升级，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大力培育第三产业成为国民支柱产业，有力推进中国产业协同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开放作为更宽领域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能够引进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先进生产要素，通过溢出效应与关联效应提高产业生产率，优化东道国地区产业结构（季剑军、曾昆，2016）。同时，引进服务业外商投资能够有效改善中西部内陆地区开发现状，借助服务业外包等形式完善产业配套，最大程度地发挥技术转移与知识外溢效应，形成行业良性竞争，填补部分地区服务业贸易投资的空白，实现区域更加协调均衡发展。

营商环境水平优化是深化制度型开放，即更高层次开放的直接体现。营商环境的自由化有助于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禀赋，在各部门间自由高效流动；对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建立更加包容兼顾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投资；激烈的国际竞争，将使得本国生产部门的资源配置更为合理有效，进一步推进中国要素流通和市场一体化，进而促进稳定、全面、平衡的协调发展。

（三）高水平开放引领绿色发展新模式

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和基本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取向，通过绿色发展规划、标准、技术和体制、机制，加快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生态保护的理念渗透进高质量发展路径规划，实现物质财富与生态财富目标的统一，在达成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满足人民对绿色低碳、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高水平开放能够更加积极地顺应、参与和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建设，打破绿色贸易壁垒，扩大绿色生态产品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强化绿色经贸合作交流，完善绿色生态领域的贸易合作协定商议谈判。同时，推进绿色产业要素资源的双向开放，普及推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措施和技术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升级，积极构建清洁绿色产业链。

绿色发展新模式的实践更加需要高水平开放。清洁绿色的生产生活理念的推广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我国仍属于处于践行普及阶段的重要工作（金碚，2018）。实行更大范围的开放，能够统筹国家总体生态资源分布情况，重新调整布局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建厂标准和排污规范，以更加统一可行的排污净化标准，规范部分监管薄弱地区的企业排污行为。并且，对于部分生态较为脆弱、环境承载能力较低的欠发达地区，要更加严守生态红线，借助开放带来的先进理念和外部资源，恰当地引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生态环保技术项目，通过技术赋能精准管理外向型开放和社会化生产带来的环境效应。

更宽领域的开放能够推进产业发展趋于技术禀赋型和人力资本禀赋型，更加理性科学地实现自然资源的开发使用，利用科技赋能实现精准把控，避免过度生产和资源浪费。而服务业开放则为部分生态脆弱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模式和先进的产业理念，强化跨领域的生态环境技术合作，更充分地利用开发各地区的生态旅游文化等无形资源，实现国内生态旅游业等服务型产业发展壮大成为地方支柱性产业，盘活潜在资源，打造生态品牌，用可观的经济效益更好地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地方文化宣传工作（李顺毅，2019）。

实施更高层次的开放体制创新，主要从相关法律法规入手，明确贸易、投资等绿色生态经济相关领域合作的负面清单制度与当地产业生态环保标准，协商规范企业生产经营中避免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自律公约和约束机制，在国际生态保护公约及环保标准框架下，实现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协助、全球绿色发展中生态保护潜在风险的重点防控，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协同治理，强化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生态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区域联动和国际合作，破除国内资源环境约束的桎梏，构建国内国际绿色发展生态循环联动、相互促进的高水平开放体系，降低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四）高水平开放推动开放发展模式转换

开放发展一直以来作为经济繁荣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融入世界发展大势的迫切需要。开放发展注重解决的是国内国际市场资源联动的问题，充分利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优势，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提升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实现经济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释放内需潜力，从而形成内外联动、开放发展的新格局。新时期高质量发展中的开放发展，相对于传统开放模式，更加注重提升开放的质量，以更加全面广泛的开放范围、更加创新深入的开放程度、更加稳定安全的开放标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规划高质量开放发展的实现路径。

推动开放发展模式转型实践更加需要高水平开放。更大范围开放意在推进区域合作，在原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开放发展模式基础上，扩大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开放合作，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布局。同时，深化东部沿海地区以外区域的开放水平，以更高质量的普遍性区域交往和世界性国际交流，畅通国内产业链范围内的要素流动和技术交流，提升高水平开放的内外联动机能，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交互、竞争和重组。

更宽领域开放的推行，旨在解决开放发展产业领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推进制造业产业链高端化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开放使得服务要素来源更加广泛、服务要素质量进一步提高，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化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实现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立足于制度型开放，将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制度环境对标先进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制度层面的统一和兼容，不断提升我国产品和服务质量、科技创新水平以及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话语权，更好适应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深度演进，推进与国际市场在有效竞争、优势突出和深化分工等较高层次的融合开放。

（五）高水平开放保障共享发展根本目的的实现

共享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即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表现为不断提升的社会福利水平和趋于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民生需求，切实提高人民生产生活幸福感，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高水平开放相对于传统的“非均衡”开放模式，力图建立更加合理完善均衡的开放发展格局，切实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间协调均衡发展。针对共享发展面临的要素收入差距问题，高水平开放通过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从以促进商品要素流动为主的“边境”开放，向注重完善制度型开放的“境内”开放转变，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吸引高端创新要素集聚，激发要素资源活力，实现共享发展。高水平开放通过创新升级发展模式，提升富裕度，为共享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保障共享发展的实践更加需要高水平开放。当前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让后开放地区能够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着力解决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完善开放经济下的要素收入分配机制，充分实现开放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更大范围开放在扩大外部市场空间范围之外，通过完善合理内部区域布局，依托国内市场构建完善本土价值链，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创造更多财富，夯实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完善价值链的双重嵌入和良性互动，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实现以开放促进共享发展。

更宽领域开放主要改变制造业价值链低端嵌入和单兵突进的现状，在强化国内价值链关联效应的同时，促进现代服务业领域同步发展，整合利用高端先进的农业和服务业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共享发展。

更高层次开放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在改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以开放战略转型为建立国内国际高端创新生产要素集聚的引力场，创造成熟、规范、透明、法治的营商环境和更加完善的市场化水平，提升就业质量层次，缩小要素收入差距，推进共享发展。

三、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可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扩大开放范围

差异化和渐进式的开放政策实施，一直是推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是我国在新阶段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张二震、戴翔，2021）。充分发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快建设内陆和沿边开放新高地，以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主骨架，加强内陆和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设内陆和沿边开放新高地。充分发挥现有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作用，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持续深化首创性、差别化改革探索，加强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同时进一步增加自贸试验区试点，形成更大范围的试点格局（斯丽娟，2019）。将经济开放范围的扩大与新时期的开放政策和优惠措施紧密结合，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在省域和区域层面的体现，加快落地东部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和产业转移，妥善规划东部地区现有发展阶段有限的经济资源，高效益地投入创新引领的科技尖端产业，有意识地引导欠发达地区人口回流，在缓解东部地区资源分配压力的同时，重塑并最大化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合理对接东部产业转移带来的经济质量提升，结合“飞地”建设，参考“雁阵式”区域发展格局（江小涓，2020），勾连形成有效同向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区域带，在扭转区域差序发展格局的同时，以范围开放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抓手拓展开放领域

现代服务业的建设和产业升级，作为中国未来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目标，可以通过重点推进服务贸易，在全行业层面开放中国服务业投资，从而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也正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产业层面的内涵与目标范畴（迟福林，2021）。更宽领域的开放，包括对于先进制造业和尖端行业的开放，而上述产业的开放又对中国服务业的建设，提出了与相关制造业更加适配、更加国际化、更具创新要素的新要求。更加多元化的开放领域，有助于改善产业生态结构，形成服务业跟进先进制造业配套、尖端产业带动服务业升级的良性循环。而服务业的演进与提升，也能够补足并扩充国内经济循环，以更高的产业附加值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国内构建规模优势的大市场下人民更加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变现，并通过产业层面的资本积累和知识累进优势，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的位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外联动。总体而言，更宽领域开放能够从产业结构多元化角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三）以制度型开放为主要内容不断深化开放层次

制度型开放相对于“边境”开放措施，近年来才逐步受到关注。无论是区域性全面开放，还是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都需要通过制度变革得到推进，保障其得以实施，不可逆转。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扩大开放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是新形势下中国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实现路径。制度型开放要更加结合中国区域发展实际，切实为优化市场经济和产业格局奠定有形和无形的政策基建支持。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加快制度型开放步伐，打破区域乃至省域之间的要素流通和市场交易壁垒，畅通国内范围的生产消费链条，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意识，营造更加自由的外商投资环境，重点扶持技术尖端和服务业发展，防止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过大对部分欠发达地区可能造成的技术溢出阻碍，不断有序提高开放水平，优化制度对经济环节尤其是供给侧的改革作用（刘志彪、孔令池，2021）。要按照全球经济规则中已经形成和推行的高标准规则等制度体系，对国内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即以开放促改革，通过与国际层面的贸易投资规则和国际经济治理层面的制度及时对接，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和深化开放层次，形成纵深格局有层次的高水平开放体系，搭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框架。

（四）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统筹安全与开放

统筹好开放和安全，成为新阶段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我国在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的同时，注重调整开放范围、开放领域和开放层次与当前发展阶段和战略需求相适应。高水平开放注重量的提升，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合作分工，拓展我国“境内”开放区域，以开放带动保证较快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在增量之外，高水平开放立意更在于提质，尤其是对于开放带来的潜在隐患，要从发展的角度予以消除和规避。畅通国内大循环，并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从更高水平开放的角度，切实扩大开放范围、拓展开放领域、提高开放层次，统筹好安全与开放。化解内部风险，需要利用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实现自主健全的国内循环。而国内大循环的建立有赖于以更合理的开放范围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以更全面的开放领域健全产业分工要素分配体系、以更应时的开放层次完善风险管控体制机制。同时，防范外部风险，需要更加注重审慎参与国际分工的各环节，防范国际政治格局和全球疫情防控可能带来的区域合作风险；更加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攻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以具备更多创新产业要素的国内循环融入国际循环，防范“卡脖子”的技术风险；更加及时对接国际贸易经济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在畅通国内循环的基础上培育内生竞争优势，借助制度规则优势融入国际循环，形成价值链的双重嵌入，以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良性互动，构建双循环的战略发展新格局，实现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来源：《开放导报》

作者：戴翔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缪燕妮，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特聘研究员